酒泉，在地图上细细寻觅，只是中国西部那无垠荒漠中一块小得几乎看不见的绿色。浩瀚绵延500里的巴丹吉林沙漠，吹一口黄沙，便将她尘封了千年。
从荒漠中的军用机场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，近百公里的路上，大风卷起的细沙，沿着绵延的沙丘制造出水波般的幻象。稀稀拉拉的几蓬骆驼刺和红柳树，在沙丘的背风面勉强站住脚。
这里是中国巨龙腾飞的起点——核导弹从这里腾飞，东方红卫星从这里升空，神舟飞船从这里起航，50年来，他们创造了中国航天史上十几个第一!途中，我心里一直萦绕着这样一个问题：什么样的英雄敢于打破巴丹吉林千年的沉寂？党委书记夏晓鹏说，“我们到烈士陵园去看看吧，英烈们会告诉你一切。”于是，我怀着朝圣般的虔诚，走进东风革命烈士陵园，走近长眠大漠的中国航天人。
步入陵园，苍松掩映，红柳成行，象征东风人扎根戈壁、志在航天的东风革命烈士纪念碑剑指苍穹。碑座下，安放着聂荣臻元帅的骨灰。聂帅身后，730座墓碑排列成整齐的军阵，寂然伫立，如同整装待发的将士，令人肃然。
1956年10月，我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——国防部五院成立。邓小平征询聂荣臻元帅对工作安排的意见，聂帅毫不犹豫地回答：“我还是抓科技!”
慨然一诺。选址、勘界、奠基、试验……聂帅前后4次亲临东风基地，指导尖端武器试验，勉励东风人屡建功勋。
1960年11月4日，中国人制造的第一枚“东风一号”导弹试射。聂帅再次飞抵基地，亲自指挥。
“点火!”“东风一号”腾空而起并准确地降落在弹着区。发射场上沸腾了。这是一枚“争气弹”。可是，掌握了核技术并不等于拥有了核武器。一家西方报纸轻蔑地说，原子弹是“弹”，运载火箭是“枪”。中国人现在是“有弹无枪”，不足为惧。
今日长缨在手，何时缚住苍龙？老帅怒发冲冠：“再穷，也不能没有一根打狗棍!”
历史的重任落在英雄肩上。1966年10月27日，中国第一枚携带核弹头的中程导弹打靶试验在我国本土进行。这是世界各国第一次在本国领土上进行的核导弹试验!7名勇士担任了试射中国第一枚导弹核武器的操作手。
核导弹试验的危险程度难以估量。周边铁路、航线关闭，部队进入高度戒备,居民疏散隐蔽。此时，“七勇士”整理好军容，毅然走进了“两弹结合”发射控制地下室。
7时40分，聂帅与“七勇士”含泪作别。让我们再次记住这7位英雄的名字吧，他们是：第一试验部政委高震亚，阵地指挥王世成，二中队队长颜振清，控制系统技术助理员张其彬，加注技师刘启泉，控制台操纵员佟连捷、徐虹。“死就死在阵地上，埋就埋在火箭旁!”猎猎风中，他们的誓言传出了很远很远……
9时整，一声轰鸣过后，核导弹喷着浓烈的火焰冲天而起。几分钟后，从弹着区传来了激动人心的声音：“试验成功!”小小的控制室里一下沸腾了。“两弹”结合试验的成功，标志着我国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核威慑和核打击能力。
“湮没了黄尘古道，远去了鼓角争鸣，眼前飞扬着一个个鲜活的面容……”如今，“七勇士”中的高震亚、王世成、张其彬已含笑而去。轻轻抚摸着石碑上刚劲的名字，仿佛再一次看到了英雄们无畏的面庞。
眼前的石碑上，又是一个年轻的英雄：王来，1965年10月20日为抢救战友牺牲。
让时光凝聚在那天下午6时。一次大型试验任务合练圆满完成，在剩余液氧即将排完时，意外发生了!4号车液氧洒进了一簇红柳，红柳迅速燃起大火，灭火过程中，一名新战士的工作服沾到火星燃烧起来。情急之下，战友们连忙跑上前扑打，又有两名战士身上着起火来。
当了5年加注手的王来深知，在液氧助燃的烈火面前，人的躯体等于什么。可时间不容多想，他冲上去拼命把战友周孟山和武润喜着火的衣服扒了下来。战友得救了，气化分子却使王来成了一支熊熊燃烧的火炬。
身边就是战友和加注车，怎么办？当战友要向他冲来时，王来大吼一声：“别过来!”转身向戈壁滩跑去。10米，20米，王来的步伐踉踉跄跄却坚定无比。
王来走了，只在戈壁滩的沙砾上，留下了38个脚印。可谁能说，在火箭腾空的熊熊烈焰中，没有王来那支青春火炬的闪光呢？
守护陵园20年的杜正礼老人揩着眼泪说，这里安葬的英灵，平均年龄只有27岁!27岁!正是花一般的年纪，但他们选择了航天，选择了沙漠，选择了奉献，选择了牺牲，同时也选择了光荣!
壮哉!青史永著，勇者长存。
聂帅墓碑的两侧，分列着多名长眠在此的将军。孙继先、李福泽、张贻祥、徐明、石荣屺……这些写进共和国航天史册的将军，个个都是一部传奇!
1958年，孙继先中将调任中国导弹试验靶场第一任司令员，而此时，他在朝鲜战场上的征尘未洗，这位“火箭司令”也从未见过火箭长什么样。数字对比是惊人的：1959年，美国共进行了66次核试验，导弹发射试验数以百计。而中国的尖端武器数量为——0!
然而，差距吓不倒中国军人。孙继先，这位长征途中率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的突击营营长，拍着桌子给官兵们打气，“朝鲜战场上，他们武器先进，还不是照样吃败仗。老子就是不信这个邪，他们能造导弹，咱们就搞不出来？搞!”
50年后，钱学森先生仍感慨不已：“如果当时不下那个决心，那么我们现在就没有原子弹，没有氢弹，没有导弹，也没有人造卫星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能够像今天的中国一样有这样一个地位吗？”东风基地第二任司令李福泽，曾因不能亲手发射第一枚核导弹而失意良久。1966年，“两弹结合”试验。李福泽执意要与7名部属一起参加试验。七人党小组长高震亚拉下脸来：“我们7个操作发射有上级专批，你有批件吗？”
李福泽怏怏步出地下室，他多想亲手操作祖国第一枚核导弹腾空而起啊!我想，离开场坪那一刻，将军眼里肯定溢满了泪水吧……
时光荏苒。1974年，中心第四任主任徐明临危受命，短短5个月里，3颗试验卫星从这里飞向太空。10年后，这位将军在北京与世长辞。临终前，他立下遗嘱：“把骨灰送回戈壁滩。”青山有幸埋忠骨，魂牵梦萦戈壁滩。这寂寥空旷、杳无人迹的戈壁滩，留下了他们的青春和热血。他们怎舍得离开？
“将兵之道，身先士卒”。也许，正是将帅们高山仰止的人格魅力，才使得一批批科技专家云集麾下，扎根戈壁，为中国航天披肝沥胆，奉献终生。
聂帅右手边，是卫星发射中心发测站高级工程师胡文全的墓冢。1958年，哈军工首批毕业生胡文全来到这片大漠。扎根戈壁28年，胡文全拼出了4项科技成果奖、15次嘉奖、4次三等功和1次二等功。直到那个除夕，胡文全住进了医院。望着已经深度扩散的癌变切片，医生们惊呆了：“怎么不早来啊!”……
陵园南区，两座巾帼女杰的墓碑让人心头一颤。她们是55岁的谢秀玉和56岁的潘仁瑾。
1998年7月，高级工程师谢秀玉在病床上完成了最后一项课题。肺癌手术后，她把同事叫到病床前交代：“资料都在这个包里，你们拿去用吧。”同事们完成了她最后的成果，谢秀玉那加了黑框的名字被郑重地署在最前面。
潘仁瑾长眠大漠，或许是因为舍不得自己的爱人。她的丈夫刘明山，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原主任。两人是大学同班同学。1966年，刘明山毕业分到戈壁滩，而潘仁瑾留校任教。漫漫黄沙隔不断爱的情愫，几年后，潘仁瑾也选择了大漠，把满腔心血倾注到共同的事业中去……
